到这年3月，即“五四“前夕，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新潮》等为代表的报刊大量介绍新文化、新思想，与旧文化、旧思想展开了一波又一波激烈的论战。“《新青年》时代“走上了它的顶峰，同时这也是《新青年》群体分化、演变的前夜，具有不同思想倾向的《新青年》同人即将分道扬镳，根据各自选择的价值观以及对中国的理解踏上改造社会之路。

5月1日，北京各报广泛报道了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攫取德国在山东一切特权的消息，牵动了千万人心，尤其是年轻的学生们。4日，北京学生首先走上街头，聚集天安门前，火烧赵家楼，30多名学生被捕，一场学生运动改写了中国历史。包括邵飘萍的《京报》及《益世报》、《国民公报》在内都作了大量报道和评论。第二天，北京《晨报》、天津《大公报》等在报道有关消息时，还刊出了“北京学生全体通告“，“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的宣誓掷地有声。5月6日的《晨报》社论就是《为外交问题警告政府》，同时发表了各界人士保释被捕学生的函电，为学生请命，一时发行量大增，从近万份上升到两万份左右。从这一天起，远在上海的《申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也刊出了支持学生的新闻和评论。从5月11日起，《每周评论》连续5期对五四运动进行全方位的连篇累牍的报道。5月12日，全国报界联合会发出了“讨贼通电“。5月15日，上海《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时报》、《神州日报》、《中华新报》等7家报纸刊出联合决议，拒绝刊登日商广告。没想到这一决定一直维持了十六七年。

北洋军阀政府从来没有放弃对舆论的压迫。5月20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办的《五七报》创刊不到三天就发行四五千份，却被京师警察厅一纸通令“禁止发行“。《平民周刊》、《救国周刊》、《进化》、《民声丛刊》、《工人宝鉴》、《太平洋》等书刊也遭到相同的命运。5月23日，北京《益世报》

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期的陈独秀

因“登载山东军人痛外交失败之通电一则“，以“煽惑军队，鼓荡风潮“等罪名遭查封，总编辑潘蕴巢被捕下狱。25日《晨报》、《大公报》都报道了这一消息。29日，《益世报》恢复出版，发行量因此大增。

从5月23日到7月7日，北京警察厅每晚派人到《晨报》、《国民公报》检查所有稿件，未经审核的稿件，一律不准登载。《晨报》为此刊出“特别广告“、“特别启事“，一再向读者说明真相，“凡读者诸君所极感兴味极欲闻知之言论事实，不敢保其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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