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倘若无法筹得必要的资金成立这个乐团，那我就用自己的储蓄。我到乐师工会去，问他们目前的待遇。那个数字低得吓人。“这怎么能养活一家人？”我问。他们说：“我们得兼差做别的工作。在巴塞罗那，这是唯一的办法。”我告诉他们：“好，我们要改变这个情况。在我的乐团里，每个乐师都会拿到这个数目的两倍。”

我在城里到处寻找乐师，听了许多人试奏。有乐团经验的人很少，有些从没参与过职业演奏，但这并非我的挑选标准。我选择乐师是根据他们的潜力。最后我选出八十八位，他们构成“帕乌·卡萨尔斯管弦乐团”的雏形。

使用加泰罗尼亚语的名字“帕乌（Pau）”为乐团命名，而不用西班牙语的“巴保罗（Pablo）”，对我来说很自然。小时候，在加泰罗尼亚地区还习惯使用西班牙语的受洗名字，所以我被叫作巴保罗。可是后来我更喜欢自己的加泰罗尼亚语名字，毕竟这才是我们同胞的真正语言。我不止一次跟我的经纪人说，我想在巡回演奏会中使用“帕乌”这个名字，可是他们会争辩：“观众已经知道你是巴保罗·卡萨尔斯，没有人知道帕乌·卡萨尔斯是谁。”如今替我自己的乐团命名时，我不再受此限制。

我告诉被挑选出来的那八十八名乐师：“为这座城市带来加泰罗尼亚人民应得的音乐，就是我们乐团的目的！”

我跟那些乐师形成默契，每天排练两次，上午九点和下午五点。可是，就在预定进行首次排练的前一天，灾难降临到我身上。前几个月组织乐团的压力太大了，挫折不断，并且琐碎事务繁多。经历了太多失眠的夜晚、过多焦虑的白天，我病了。医生说我是由于神经衰弱而病倒的。在这之后，我的病由于一个不幸的插曲而恶化。我有眼睛痛的毛病，虹膜严重发炎，一位眼科名医给我治疗。他给我注射了某种药剂，那一针刚打下去，我的头就倒向一边，无法动弹。我开始大量出汗，床垫都湿透了。几个小时之后，那位医生的护士来了，她不知道我已经打过一针，又给我打了一针。在那之后，我就完全无法动弹了。家人见我病得那么严重，就把我们自己的医生请来。听说了那两针，他大为震惊，说我被注射的剂量足以杀死一匹马！于是当我的乐团终于准备开始工作时，我却只能无助地躺在床上。

我知道倘若取消首次排练，在心理上会是再糟糕不过的事。如果我在这个关键时刻未能按计划进行，整个乐团可能就会瓦解。我没有告知那些乐师我生病了，一直等到他们聚集在音乐厅里，我才请人带了消息去，请他们仍旧每天集合，直到我能加入他们。

第一个星期过去，我关照要让乐团的所有成员都拿到薪水。在没有我的情况下，他们继续集合了一周，然后几个代表来看我。“大师，”他们说，“我们不能再接受这样的安排了。你花了太多钱了，我们不能拿你的钱，却什么也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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