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会由瓦尔特·达姆罗施指挥，帕德列夫斯基、克莱斯勒和我演奏贝多芬的《降B大调钢琴三重奏》。西班牙女高音玛丽亚·巴里恩托斯、荷兰女中音胡利娅·卡尔普，以及爱尔兰男高音约翰·麦考马克也参与了演出。音乐会即将结束时，我们把灯光全部熄灭，单留一支蜡烛在钢琴上。偌大的剧院里，只有一支烛光在舞台上摇曳，然后帕德列夫斯基弹奏起肖邦的《送葬进行曲》。

[1] 法国作曲家，近代“印象主义”音乐鼻祖，代表作管弦乐《大海》、钢琴曲《练习曲》等。

[2] 舒伯特·舒曼之妻。

第九章 音乐在巴塞罗那

音乐家也是人，他面对生命的态度要比他的音乐更重要。

一战结束后不久，我回到巴黎。那是个悲喜交集的经历。这座辉煌的城市唤起我无数鲜活的回忆，当我走在城中美丽的大道和狭窄的小街上，周围一切都曾是我生活中亲切而熟悉的一部分。当时的我是个想开展事业的年轻人，在世纪之交和拉穆卢管弦乐团于此地首次演出。在这里，我和鲍尔、皮卡尔上校、柯尔托、蒂博和许多其他亲爱的友人首次相遇。虽然离开巴黎已有五年之久，但是一切仍恍如昨日。然而，这段过往同时也遥远如梦，我知道那属于一个无法寻回的过去。

战争爆发时，我放弃了在莫里托别墅的房子。离开巴黎前，我把许多私人物品装箱，寄放在一个小仓库里。如今我要去把那些物品领回。眼前所见令我愕然，一片可怕的混乱！那些箱子被人打开过，我的书籍、音乐作品和书信四下散落，大多书信不知所终，包括我从好友、老同事与旧识那儿收到的几十封信，如格拉纳多斯、圣桑、理查·施特劳斯、朱利叶斯·隆特根、莫尔和其他人的来信。这些信件对我来说非常宝贵，它们记录了美好的时光以及我们曾分享的亲密思绪，想到曾有陌生人伸手乱动这些信件令我很不舒服。有人告诉我那是警察做的好事，他们搜查过我的私人物品，还把他们想要的东西全拿走了。他们究竟怀疑我哪一点，我仍然不知道，也许单单是身为外国人这一点就够了。战时，任何事都可能发生。抱着寻回这些信件的希望，我写了好几封信给法国政府机关。我的信也许存放在他们的官方档案中，说不定如今还在那里。不久之前，我一个朋友尝试跟担任戴高乐政府文化部长的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交涉，想弄清楚我那些信件是否仍在警方的档案里，可是没有结果。总之，我从未得到政府机关的回音，也不曾再见到那些信……

住在国外那二十年里，我知道我迟早会回到加泰罗尼亚定居。当我回到圣萨尔瓦多，我常和母亲讨论我该何时返乡定居，她会说：“等时候到了，你会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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