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命运好像一直在跟应麟德开着玩笑。一个看见算盘、银元、钞票就要发生“呕吐似的心情”的人，却命定要在金钱世界里讨生活。1926年，应麟德丢下银行优越的位子，丢下待他哺养的一家子，一个人背着一只皮箱，坐轮船跑到了革命的广州，进了黄埔军校，当一名中尉会计员，不久随军北伐到武汉，在武汉政府的农民部工作。到那时他还是一个管钱的。成天穿着灰色的长衫马褂，一双圆头布鞋沾满了尘土，手里夹着方方正正的新闻纸包，里面包的还是钞票。为了憎恶算盘、账本离开过去的应麟德，自我解嘲说现在是为革命而当账房了。他成天默默奔走着，永远是一副劳碌相，路上偶尔遇见旧日朋友，也只是轻轻一笑，有时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走了，就好像老在担心夹着的那些钱被人拐跑了似的。

革命者应麟德的经济生活：应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个切片

一个文艺青年1923年的行状

1923年，应麟德二十三岁。这是一个容易为情所迷的年龄。世界在他的身外轰轰烈烈地行走，他居住在内心情感的蜗居。这年头农民兄弟胼手胝足，活得坚韧而麻木，劳工阶级成了机器大生产的一个部件，脑袋也是空的。像应麟德这样有钱又有闲，又有点娘胎子里带来的感伤情绪的，在1920年代刚刚有点文化的湿润空气的上海，天生就是个文艺青年，想不做都不成的。文艺青年当然有很多种，有钱的和没有钱的，激进的和不激进的，才子式的、流氓式的和才子加流氓式的，但在1920年代的上海，他们几乎都喜欢这样一种看上去很摩登的生活方式：下馆子，郊游，谈胡适之，做救国梦，读《新青年》或《创造周刊》，听音乐会，看文明戏和画展，淘旧书，写新诗，和尽可能多的女友通信，等等。文艺青年应麟德在1923年的行状大致如下：

一月。数次到福源上英文夜课。经常感到“微晕”。因身有小恙，有人劝学佛，买了《维摩经注》、《心经注》等。看西洋歌剧（意大利歌剧Norma），两次去市政厅听中西音乐歌舞国操会。读寄来的《晨报副镌》（大概是自费订的），读顾颉刚采集的《吴歌杂集》。学吹箫，“肺相近处有些困”。——头晕病、肺病，都是那个时代文艺青年的流行病，应麟德也一点不落伍地染上了。在写给湖州一女友的信里说，“我毫没计划，我只像小孩儿般随着兴趣乱做”。这个月还在看谢冰心译的泰戈尔的《飞鸟集》。杭州的汪静之又恋爱了，写来一封十分肉麻的信。冯雪峰回到了故乡义乌，说母亲为他生下了一个小弟！

二月。月初有几天和钱庄界同事在通信图书馆忙。那是他和上海钱业界的一帮白领青年一起创办的小型公共图书馆，按他起草的《上海通信图书馆与读者自由》来看，“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工作也不是与革命绝不生关联的”，图书馆的宗旨是：发扬进步思想，摒弃反动潮流，灌输革新精神。

得空看《太平乐府》、《南唐二主词》、北大的《国学季刊》和新出的《创造周刊》第4期。旧历年尾得了一场寒热病，“昏沉沉”，“只是痴痴地睡”。到青年会看电影《好女儿》，到新爱伦影戏院看《春香闹学》，和银行同事到春华舞台看旧戏。海盐的女友、教员福倩来信，附来小影，回信说，“我虽在商界，而好友都在界外，众醉我不醉”云云。又说，“你说青春像火车，一叫就开的，我们奏出的调是不和谐，我们要于不和谐里寻出错综的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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