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自杭返后，聆各省教育代表之伟论，咸谓吾国所出新书，无一可读。……故不喜读书者，则竟不读一书；喜读书者，则多读古书。窃谓吾辈留学生，可得新知识于西书，旧知识于古籍。若不通西方者，则除读古籍外，此又何道貌以得新知识？若是以往，中国文化前途不堪高想。弟实忧之。于是商之于商务印书馆主事诸公，请编辑高等学问之书籍。

他感慨“吾国学术之衰落，至今日已极”，“非吾辈出而提倡，有谁挽此狂澜乎”？约请胡适和他一起“以进步之精神，协力输入欧西基本之文化”：“请兄于课余之暇，著书立说，弟当效校阅之劳。一切酬谢方法，可后议。”在得到胡适肯定的答复后，他按捺不住喜悦，在另一封给他的老师蔡元培的信中详谈了他的编书计划，“高等学术参考丛书分哲学、教育、群学、文学四门”，并再次吁请：“大学济济多士，如不弃寡陋，将所著为丛书之一部分，以增此价值，则不胜荣幸。”

一年后，蒋梦麟离开商务印书馆，任职江苏教育会并主编北京大学赞助的《新教育》月刊，以刊物为承载继续着与西潮的对接与融合。这本“以输入世界最近教育思潮、学术新知，传布国际大事为宗旨”的杂志，创办六个月后就发行到了一万份。据他自述，他创设杂志的用意在于：养成健全之个人，使国人能思，能言，能行，能担重大之责任，创造进化的社会，使国人能发达自由之精神，享受平等之机会。

即便后来在他刚接手主持北大事务最为繁忙的时候，还是“意在学术”，念念不忘于时代变迁中学术的更新，并把“思想学术之增进”视作救国之要道：凡一个大潮来，终逃不了两大原因：一个是学术的影响，一个是时代的要求。换言之，一个是思想的变迁，一个是环境的变迁。

这二十年来中国环境变迁速度确实太快，没有新学术以供给适应其需要，结果社会的病就一天一天的重起来。所以我们要将新学术去救它，这也是这次五四学潮以后的中心问题。

在这篇题为《新文化的怒潮》的谈话中，他希望集合千百万青年的力量，汇百川之水到一条江里，一致来作文化的运动。在蒋梦麟预设的前景里，这股“新文化的怒潮”，会把一个陈腐的社会洗成一个充满光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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