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任清华教授时，曾疯狂追求毛彦文，甚至在报上发表爱情诗，当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九州四海共惊闻”之句，有人请金岳霖去劝劝吴宓。金就去对吴宓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吴宓听了很生气，说：“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岳霖说：“我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金岳霖喜欢对对子，他针对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作过一个对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梁思成听了很高兴，说：“我就是要做‘梁上君子’，不然我怎么能打开一条新的研究道路，岂不还是纸上谈兵吗？”林徽因听了很不高兴，说：“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个女人没有什么事可以做似的，我还有好些事情要做呢！”

金岳霖终身未娶，也有人说他是为了林徽因终身不娶。林洙曾著文谈及这件事：“我曾经问过梁公，金岳霖为林徽因终生不娶的事。梁公笑了笑说：‘我们住在总布胡同的时候，老金就住在我们家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1931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么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当徽因把我的话告诉老金时，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

徐悲鸿与蒋碧微当年属于“私奔”式的结合。徐在暗中筹划离开上海时，给蒋碧微做了许多衣服，花色、料子和样式，全部按照自己的审美观挑选，蒋碧微后来很满意，说：“他是艺术家，懂得色调的搭配和式样的合宜。”

徐悲鸿任中央大学教授时，与一个名为邵可侣的法国人为邻。徐看邵是外国人，只身在中国，生活不便，便请他来家里吃饭，并声明不收费用。一次徐去上海，邵可侣和蒋碧微同桌吃饭时，突然抓住蒋碧微的手，蒋很惊骇，因为以邵平时的为人，不应该有这样的举动。蒋碧微不动声色地轻轻把手抽回，平静地起身，退出餐厅。后来邵到北平教书，一次来南京，去看徐悲鸿夫妇，徐不在家，当时徐蒋之间的感情已出现裂痕，邵也已知道，他对蒋说：“你为什么不到北平来，你知道那里有一个朋友，他愿意照料你和安慰你。”

1926年底，任教于中山大学的郁达夫打算离开广州，12月3日晚，几个学生给他饯行，女作家白薇同座。郁达夫喝多了，散席后又和白薇等去看电影。出电影院仍未酒醒。郁达夫在日记中说：“路上起了危险是幻想，因为时候太迟了，所以送白薇到门口的一段路上，紧张到了万分，是决定一出大悲喜剧的楔子，总算还好。送她到家，只在门口迟疑了一会，终于扬声别去。”十天后，他又在日记中写道：“白薇去了，想起来和她这几日的同游，也有点伤感。可怜她也已经过了青春，此后正不晓得她将如何结局。”

郁达夫从广州回到上海后，1927年1月13日从邮局取回其妻孙荃从北京寄来的皮袍子，在当天的日记里感慨道：“我想顶好还是早日回北京去，去和她抱头痛哭一场。”第二天，“午前洗了身，换了小褂裤，试穿我女人自北京寄来的寒衣。”没想到中午去一个同乡家串门，“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中午我请客，请他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次日，郁达夫在日记里说：“荃君（郁达夫妻）信来，嘱我谨慎为人，殊不知我又在为王女士颠倒。”

林语堂是福建漳州人，父亲是牧师，家里没钱。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回乡常去一友人家串门，看上了友人的妹妹，但友人的父亲却替他妹妹相中一个富户的少爷。隔壁也是林语堂的朋友，也有个妹妹。林应邀去其家吃饭，席间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偷看他，那便是他以后的妻子廖翠凤。她后来告诉他，在计算他吃几碗饭。廖家很有钱，两人结婚前，廖母告诉女儿，林家很穷。廖翠凤答：“贫穷算不了什么。”婚后两人定居上海，林语堂征得妻子同意，把结婚证书给烧了。他说：“把证书烧掉，只有离婚才用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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