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衍还提出了天下分为“大九州“的地理学说，成为我国古代具有“海洋开放型地球观“的第一人。在我国古代的宇宙论中，“盖天说“和“浑天说“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盖天说认为“天象盖笠，地法覆盘“，浑天说则认为“水（海洋）“不仅载着“地“，同时也撑着“天“；盖天说出自内陆，浑天说源于海洋。邹衍的“大九州“说就是受浑天说的启发而创立的。

邹衍说：“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邹衍认为战国时期儒家所谓的“中国“（指华夏族聚居的中原地区）并不是世界的全部，当时的全中国（指战国七雄疆土的总和）名叫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另有九州，也就是大禹治水时所序列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像赤县神州这么大的州全世界共有九个，每一州的周围都有大海环绕，这个州里的人民与其他州不能由陆路连接相通往来，这样儒家所谓的“中国“只不过是世界的八十一分之一而已。这个说法不是考察来的，以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也是无法考察的，而是邹衍推断出来的。

这个“大九州“论，已大致符合今天世界大洲的景况。邹衍对古代地理学有相当大的贡献。邹衍在距今二千三百多年前就预言了大洲和大洋的存在，这比欧洲学者对地球作出相似的预测早了近一千八百年。邹衍的大九州说虽然是建立在主观推测的基础上，缺乏严密论证和科学判断，但是在当时对中国以外的地理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无疑是突破了人们狭隘的地理观念，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激发了人们探索域外的热情。他反映了战国时期人们对中国和世界地理的知识和推测，认为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此说之形成，与齐国东临大海不无关系，因为当时已与朝鲜、日本等国有了往来。胡适曾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大为赞叹阴阳家的这一地理观念。

阴阳学家还有一大贡献，就是天文历算，因为这个学派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对于这方面的精通其他学派只能望其项背。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把阴阳家列为六家之首，虽然评价并不最高，也还是一种特别表示。没有任何直接的资料依据，但事实上很明显存在一个理由，那就是司马氏祖传世袭的专业是天文历算，阴阳家则是先秦诸家中唯一专精于天文历算的一家。

阴阳家的主要学术内容直到司马迁时期都是在这领域，而司马迁则是这一学派的正宗传人。《汉书·艺文志》引用刘歆的《七略》开列了当时的书目，一共有不到六百部书。其中阴阳家有二十一部，第一部就是《宋司星子韦》，第四和第五是《邹子》和《邹子终始》据说有十余万言，但早已佚失。

这里的邹子应即为邹衍。齐有三邹，邹忌不是阴阳家，邹奭名气小，后面第十二部就是《邹奭子》。其中《容成》《张苍》两部也是今人能断定内容为历算的书。刘歆为这二十一家所作评介是：“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司马迁也说阴阳家特长是“序四时之大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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