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技术层次的发展所引起的后果在整个战略领域产生回响，实际上对人类物质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产生着影响，但限定其范围的却只有抽象的科学理论，空洞的语言和数字。近年来，范围在十分迅速地扩大；但是在具体任何一个时刻它们都是技术人员不可突破的障碍；科学理论或“法则“可能随时被人们否定，但在它们被否定前，其权威是绝对的。相比之下，确定技术发展目标和范围的其他指导原则——无论是军事的还是政治的——却并非如此。

军人与技术人员

技术人员通常不怎么熟悉根据指示应满足的军事需要的具体方面。对于这类指示，技术人员往往只采取一种形式上服从的态度：他们很了解军事需要的短暂性，因为他们看到每隔几年就要出现新理论和新“战略“，而他们自己取得成果却要经历几十年。而且，技术人员很少全心全意地尊重上级所制定的那些军事需要，因为在他们眼里，上级对客观可能性缺乏全面的了解，自古代以来一直进行的技术人员的军事化，以及自18世纪以来军事人员所受的越来越深入的技术教育，并没有消除这种隔阂；两种人员分别服从两种不同的权威：应用科学的权威和非技术性的军事等级制度的权威。

这样一来，不仅存在着一种因无知而产生的障碍，而且存在着一种因目的截然不同而产生的障碍。对于军事官僚机构来说，为了保持数量，它常常不得不牺牲一种武器所可能达到的最佳质量——部队数量减少意味着组织基础的动摇。另一方面，对技术人员来说，数量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作为一个技术人员，他追求的唯一目标是质量最佳、性能最好的武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争期间，技术人员的雄心是建造最大型的和防护力最强的战列舰与射程最远的铁甲列车火炮；前者是按照预见到的海军需要建造的，而后者却完全不符合现代炮兵的要求，因为现代炮兵注重机动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争期间，雄心勃勃的技术人员在多方面做出成绩，出现了一系列光采夺目的发明创新，其中有一部分具有直接的军事价值(如雷达和裂变炸弹)，其他一部分在当时只有负作用(如德国的V-1、V-2和V-3型飞弹以及“鼠“式超级坦克)。今天，技术人员极力追求的是集中力量研制定向能武器、更大型的完全电子化的超音速战斗机、相当于巡洋舰吨位的核动力潜艇以及超级航空母舰。这一切所引起的效应，自然就是削减数量，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把数量削减到不符合战争实际需要的水平——以战斗机为例，其年产量只能弥补在大规模的空战中一个倒霉的上午可能损失的数量。

目前颇为流行的一种倾向是，人们对那种不顾数量片面追求质量的作法深表惋惜，至少在美国是如此，但是战略的反常逻辑，不管表现在战略的哪个层次，都与这个问题无关，我们对那种逻辑可能提出的任何见解都不能用来指导人们做出选择。技术层次所采取的能引起某种反应的行动，有可能从许多比较简单的武器起步，也可能从数量少但比较先进的武器起步。相反地，正是线性常识逻辑对不顾数量片面追求质量的做法施加制约，因为质量逐步提高的边际效用，最终必定会在科学运用的范围内的某个时候下降为零——例如，用最先进的材料和用最新的工艺制造的极其优良的步枪，同根据同样的科学原理制造的、成本很低的普通现代步枪相比，其性能仅仅稍好一点而已。同样，表现在轰炸机、导弹、潜艇或其他任何可比较的武器方面，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知道，我们并不是从整个战略领域的角度讨论问题，因为随着单位质量的提高，所获得的效能的逐步提高只能降到零，而不会降到零以下(只有在把可靠性一类的因素不适当地从质量因素中抽掉的情况下才会出现降到零以下的现象)。相比之下，如果战略的动态反常逻辑决定着结局，某种武器质量上的提高就会在武器效能到达某一点之后使之实际开始回降。

军人和技术人员两个群体中的边际成员，即关心技术的军人和关心军事的技术人员，时常设法调和军事需要与技术目标之间存在的矛盾。但是，当技术研制部门把成果最后交给武装部队时，这些成果的使用就要受主流观点和先前的体制利益(常常是先前技术发展工作方面的残余影响)的制约。当新产品与旧武器相比属于渐进式的改进时，随之就会直接发生军事上的革新；妨碍革新的只有偶而产生的阻力，而这种阻力经过一定时间便可能得到克服。但是，如果新武器是一种发明创造，如果以前没有类似的武器，则武装部队必须改变其结构，解散先前的某些部队，组建新部队来使用新武器。现有的部队在某种程度上在决策机构中都有自己利益的代表者，准备组建的部队则显然没有自己的代表。于是消除这种冲突的办法就是扩大编制，而扩大编制的工作，总是因这种资源或那种资源不足(典型情况是在和平时期缺钱，在战时缺人)而受到限制。这种简化了的人人熟悉的革新所遇到的制度上的障碍，可以用液压原理来说明，扩编就象是安全阀，它可以根据压力的大小改变水流的速度，也就是调节着旧式武器让位于新式武器的速度。

然而。革新可能不仅只有快慢之分；它也可能完全失败。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根本不容忍技术变革的社会阻力， [ 注：日本最早于1542年引进火器，并很快在当地进行生产。到1575年，织田信长的3000名精选火绳枪兵(他共有10000人)在(爱知县)三河地区的长蓧之战中歼灭了武田家族的力量支柱——武田胜赖(m1963注：原文如此)的骑兵，大获全胜。参看乔治·桑塞姆著《日本史》(1961年)，第263-264页，第287页。特思布尔著《上层武士》(1977年)第158-160页也对长蓧之战作了详尽的但无据可查的叙述。尽管普通士兵很快装备了这种新式武器，但上层武士们本身仍继续带佩刀，而拒绝佩带手枪，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随着这一整个社会阶层的消失这一特权标志被废除时为止。埃及的马木鲁克兵则更顽固地拒绝使用火器，他们甚至不愿让普通的毛瑟枪兵同他们一起投入战斗。当代也有类似的例子，比日本上层武士更甚，而颇似马木鲁克兵，这就是受飞行员左右的航空兵官僚们仍死硬地拒绝引进无人驾驶遥控飞行器。直到1982年以色列人使用这种飞行器获得了出色的战果(由于长期作战的紧迫需要，他们的飞行员反对使用这种飞行器的态度不太坚决)，这种飞行器才开始得到广泛的使用，而且这些飞行器都是几十年之前就有的样式。 ] 也可能是那种应用不当。能够说明革新失败——而且往往失败得很快——的著名例子是1869年法国陆军在预料将同普鲁士发生战争时匆忙采用的一种机关枪，即后膛装填的多管机关枪。当时使用的都是单发步枪，这种机关枪却能每分钟发射300发子弹，至少在500码的距离上是相当准确的。这种机关枪十分可靠，如果用来射击无准备的步兵，是会有决定性作用的。它本来是由比利时人发明的，后来按照拿破仑三世的旨意，由法国的兵工厂在严格保密情况下组织生产，到1870年普法战争开始时，法国便准备好了相当多的这种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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