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的《出版法》把人民着作、发行、印刷、出售散布文章、图书的自由都交给了警察和行政官吏，“不独把宣传文化灌输学术思想的工具完全破坏，并连《约法》上出版自由也根本消灭“。

《报纸条例》将所有定期和不定期刊物的言论自由放在了警察官署手里，“结果把个人意见和社会舆论的发表权，寄附在警察官喜怒之下，思想既不能自由，舆论也不能独立，约法上言论自由的规定还有什么效力！“

“《管理印刷业条例》把印刷局的营业自由完全剥夺，使约法上营业自由全归无效。“欧阳哲生编：《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上册，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页207—209。

按照胡适的习惯，凡是他执笔起草而与别人共同发表的文章，都是列名最后的。41年后，他重读这篇宣言，“高一涵放在最后，李大钊居第六位，照这个次序看来，可能是高一涵起的稿。“胡颂平编着：《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页3621。

其时，胡适和陈独秀、李大钊等在思想上已经分途，《新青年》群体走上各自不同的道路，主张“多谈些问题“的胡适与信仰“主义“的李大钊同在一份宣言上签名，这却不是最后一次。

从9月1日起，《新青年》在陈独秀主导下移到上海出版，吸收陈望道等左派知识青年参与编辑，迅速发生转变。1919年11月，陈独秀还说过“我们现在要实现民治主义（Dey），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到了1920年，他就宣布德谟克拉西是资产阶级的“护身符“、“专有物“，民主主义是资产阶级“拿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他在“五四“之后的这一重大转向深刻地影响了未来中国的面貌。从11月起，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以《新青年》及《共产党》月刊为载体，梁启超、张东荪以《时事新报》为载体，就社会主义问题展开了长达一年多的论战。一个以文化启蒙、思想解放为主旨的“《新青年》时代“结束了，对此，胡适一直深感惋惜。1923年10月9日，他在写给高一涵、陶孟和等人的信中说：“《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这个使命不幸中断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页217。

［记事］

1月20日，周恩来等南开学生组织的天津觉悟社出版《觉悟》，只出了一期，就因为周等被捕而停刊（后来复刊，出到第9期遭查禁）。

2月，国务院一次查禁“宣传过激主义“的书刊83种。

5月，瞿秋白等办的《新社会》旬刊被京师警察厅查封。随即出版的《人道》月刊只出了一期，第二期未及出版即遭查封，接着出版的《批评》半月刊也未能持续多久。

6月13日，《四川学生潮》创刊，一再受到阻挠和查禁，多次停刊。

7月8日，江西《民报》以泄露军机罪遭查封。同一天，《江声日报》因报道“米谷涨价，民食恐慌“，拒绝交出投稿人而被迫停刊。

7月13日，天津《益世报》被禁止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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