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廨

远在狱中的章太炎闻讯写下“文章总断魂“等诗句，发表在8月14日的《国民日日报》。8月23日，上海各界在愚园举行沈荩追悼会，章太炎以其如椽大笔写下悲愤的祭文。当年，章士钊编写的《沈荩》一书出版，章太炎再次提笔作序。

8月7日，章士钊、陈独秀等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倡言无忌，发表章太炎狱中新作，一时有“小苏报“之誉。不到两个月（10月2日），清廷外务部行文总税务司，宣布对《国民日日报》“一体示禁“，并要求转告各邮政局对此实行禁邮。10月27日，上海各报刊出上海知县汪瑶庭禁卖《国民日日报》的告示，不准卖，也不准买。28日，上海各报刊出两江总督

曾被誉为“小苏报“的《国民日日报》

魏光焘言禁售阅《国民日日报》的禁报令。但直到12月4日，《国民日日报》才因内部分歧而宣告停刊，共出了118期。

［记事］

从1月到4月，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兴起了办刊热潮，《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直说》、《江苏》等纷纷创刊。《浙江潮》以“眷念故国“、“输入文明“为宗旨，第5期刊出《论欧美报章之势力及其组织》，称报纸是“第四等级“，是“国民教育之大机关“，其力量超过了“四千毛瑟枪“。

3月，离《清议报》停刊已两年，地处江宁上江两县的明达书庄，“鸠集股本，翻印《清议》等报，四散出售“，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下札文禁止，指控流亡海外多年的康梁“播散谣言，刊布逆报，诬谤朝廷，淆乱国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除了立即将“所有逆书板片纸张尽数起获，……验明销毁，不准有片纸只字遗留外“，严禁地方士民“出资附股，私相传播购阅“，明达书庄店主遭查办，具结“以后不再售逆书逆报书籍股票，违者重罚治罪“。

5月，青年陈独秀在安徽筹办《爱国新报》。

9月，天津《大公报》先后发表《论新闻纸与民智通塞有密切之关系》、《论新闻纸之职分》等社论，称报纸能“化野蛮为文明“，“论新闻纸之权力，可以督饬国民……论报纸之效验，可以转移风俗，即朝廷之政令，亦莫能敌其力“。清廷正是视报纸“若敌国“，“苏报案“和沈荩之死都证明了它对舆论的恐惧。

10月31日，《大公报》发表《论中国定报律》文，抨击这是“钳制天下人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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