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清议报》的言论并不像郭沫若说的那样浅薄，梁启超在《爱国论》一文中清楚地阐明了“国“和“爱国“的关系，“国者何？积民而成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无，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文中，他首先提出了“国民“概念，他认为中国几千年来只知有“国家“，不知有“国民“，无国民，则只有奴隶。

这些观点都富有浓郁的近代气息，确实代表了当时新型知识分子对中国最深刻的认识，在19世纪末的长夜里，一言既出，岂能不振聋发聩。

至于后世采用的“记者“、“党报“、“机关报“等新名词也都是梁启超那时率先从日文转译或创造的。那个时候的梁启超意气风发，继续站在时代的最前面，不是郭沫若用“保皇党“这顶大帽子所能盖得住的。不过“平心而论“，郭沫若接下来对梁启超的评价还是中肯的：

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思想自由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习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

梁启超创办的《清议报》创刊号

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尽管清廷一再严令禁阅，但《清议报》还是通过日本侨民和租界中的日本洋行在中国内地传布。3月2日，张之洞指责《清议报》“谤议中国时政，变乱是非，捏造诬罔，信口狂吠，……种种悖逆，令人发指“。建议通过外交途径和日本交涉，将康有为、梁启超等驱逐出境。19日，他在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的电文中要求，首先必须禁止梁启超他们“妄发议论“。

从5月4日起，唐才常担任上海《亚东时报》主编，发表了许多为戊戌变法叫好的文章。章太炎也曾和这份报纸发生过关系，遗憾的是敢言的《亚东时报》毕竟是日本背景的。在变法的呼声被鲜血吞没之后，在慈禧太后的禁报令下，整个中国无不噤若寒蝉，大半年中上海都没有什么新报刊诞生，士气沉闷，一片萧索。梁启超的《清议报》从日本岛上发出的那些声音仿佛是空谷足音。

［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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