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称帝的事实是，虽然皇帝制度是为男性设计的，但是当一个强势女性登临的时候，制度性的反对忽然烟消云散，甚至可以说，并不能认为存在一个制度性的选择问题。此时，所谓制度性的因素完全可以忽略，而核心还是政治。高宗弘道元年（683）去世，至天授元年（690）有7年的时间，此时的武则天67岁，是唐朝法律意义上标准的老人。但此后，武则天在政治上却步步高升，最终实现了称帝并且改朝换代。

武则天称帝，改变的是自己的身份，从太后到皇帝，她并没有改变皇帝制度。武则天穿上龙袍，登上龙床，享用皇帝制度的一切。大臣们承认并尊奉这位女皇，行礼如仪。皇帝制度说起来威严无比，其实它就像一件如意服装，谁穿上都合身。旧史攻击武则天男宠问题，陈寅恪先生指出，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武则天已经不是太后，她是皇帝，“则皇帝应具备之礼制，武曌亦当备有之“[33]。证据呢？从当时大臣公然为武则天推荐男宠的情形看，他们并不是在为女主的淫乱提供条件，而是在为皇帝制度的完善进行努力，所以才会如此开诚布公，言无禁忌。

事实上，武则天不仅称帝，享用了皇帝制度，还充分利用包括皇帝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性因素为自己的发展提供保障。准确的程序应该是，武则天首先控制了政治，然后利用制度，保证自己的政治发展达到预定目标。在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的时候，学者们通常都能注意到专制性、中央集权等特征，但皇帝制度因为对皇帝个人的要求有限或者比较空泛，经常会导致整个国家陷入某种危机。怎样的人才具备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标准，除了儒家有些“哲学王“的意味之外，更多思想家对这一点要求并不高，《韩非子》的说法是“中人“即可。皇帝制度下，对于个人的要求主要集中在“唯一性“上，而不是更高的素质标准。这可能是为万一状况下提供可能性，如小皇帝之类的问题。这样，皇帝制度就表现出它的另一面：看起来森严无比的皇帝制度，内在却存在着巨大的弹性。究竟什么人可以坐上皇帝宝座，制度并没有确然规定，也不能做绝对规定。相对而言，人们关心、关注的政治焦点，通常都不是皇帝，而是宰相。

因为皇帝担当者的标准比较虚化，这反而成了皇帝制度的一个最具弹性的空间，也可以说是皇帝制度的软肋、漏洞。历史上，外戚专权、宦官专权，往往与皇帝的个人状况紧密相关。这就是《宜都内人》所说：“后世娘姥有越出房合断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辅昏主，不然，抱小儿。“总之，在皇帝制度下，人们对于皇帝的个人状况要求比较低，而接受程度比较高。所以，当武则天从掌权太后到名正言顺的皇帝，在很多人看来，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完全可以接受。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因为日常生活远离政治，谁当皇帝跟他们根本没有关系，他们也不关心，皇帝是否是老弱病残，一概不顾。即使官场中人，绝大多数人考虑的问题也如此。武则天已经掌控国家，如今她要实至名归，有谁会出来冒死反对呢？既然没有人反对，或者反对的力量很弱小，武则天称帝成功自然就变得很正常。

虽然皇帝制度有漏洞，但武则天称帝的关键显然不在制度如何规定，而在武则天如何成功运作。而这，主要是政治问题，其次才是制度问题。

四 武则天称帝是个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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