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此，他倾向于认为近百年来辽金史研究“之所以始终比较沉寂，在各断代史研究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其根本症结就在于史料太少，而且由于没有新史料的重大发现，无缘形成学术新潮流“[18]。他列举近代以来几乎各断代史都有新史料的重大发现，连西夏王朝都有黑水城文书，“惟独明史和辽金史没有重大的新发现。明史研究一直比较沉闷，可能与此有关；辽金史研究的困窘则更能说明问题“[19]，可谓三复斯言。新史料出土固然能极大推动学术发展，如没有甲骨文，殷商史很难重建，更不可能成为显学，但认为缺少新史料就难以取得进展，窃以为也是偏颇的。明史研究并未如他所言那么沉闷，而他列举魏晋南北朝“新近也有吴简出土“，如我们所知，20世纪魏晋南北朝史取得了重大进展，而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田余庆、罗新等数代学者所取得的成就得益于新史料者甚少。
固然没有史料，一切无从谈起，但治史却不能寄望于此——钱大昕天纵奇才，但他早生数百年，不可能赶上研究甲骨文。和社会学等学科不同，历史学不能自己创造材料，任何时代的史学家所面对的都是一个多多少少不完整的历史画面。但任何史料最终都有待阐释，正是在这里，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学者的史识与特质。妨碍我们深入理解历史的，常常并不是史料的匮乏。
窃以为史学家最关键的学养还是史识。陈寅恪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所引材料大抵是最习见的正史材料，而独其能阐幽发微，道前人所未及，确为一代良史风范。即使今人在史料的占有上超越陈氏，却不见得能独具他这样的洞见。而且容我直言：片面强调史料的占有，将使路越走越窄，如不另辟蹊径，后人又如何超越？这犹如自清代以来的汉宋之争，汉学重视考索，宋学却致力于义理的探索，而视名物训诂为破碎琐屑；但强调过甚的宋学又流弊于空疏。训诂与义理这两者必须保持一定的平衡。
说到底，还是要靠人。新史料的出土不可预见，那么只有做方法论上的改变：或是将原先不视为史料者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陈寅恪“诗史互证“即一例）；或是引入新的方法论，改变视角甚至达成典范转移，这一点该书中引入文化人类学便是。但刘先生对原始史料极熟，对人类学等新方法则显得有些不够熟练，这一点上王明珂已有突破性进展，其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利用也是刘先生有所不及的。[20]在这一点上，刘先生体现出他的问题意识是史学家的，而非人类学家的。
在立论上，刘先生大抵是凭史料来谨慎推出结论的，而非那种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为导向的研究。刘先生这种方法受社会科学影响较深，本身也有可议之处。他虽然指出“五德终始说“在南宋之后就在官方的“正统观“讨论中消失不见了，谶纬、封禅、传国玺等相关行为也渐渐淡出，但这对他而言更像是一个结论，而非进一步展开讨论的大问题——也许是他觉得这超出了辽金史的范畴。
刘先生的一些观点我也有保留意见。如《女真的汉化道路与大金帝国的覆亡》一文，强调彻底汉化是金朝覆灭的原因，认为“女真人的汉化彻底销蚀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使得这个昔日强大无比的马上民族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变得不堪一击“[21]，这一判断窃以为是有些夸大其词了。铁木真1206年被称为成吉思汗，同一年金朝宣布允许猛安谋克户与州县民户自由通婚，次年“诏策论进士免试弓箭、击毬“，刘先生认为这是彻底汉化和金朝军事力量衰败的两个标志性事件，但金朝1234年才在蒙古、南宋夹击之下灭亡，抵抗蒙古军28年之久，在蒙古的敌人之中算是极顽强的一个，无论如何很难说是“不堪一击“的；而金朝作为蒙古世仇，蒙古对灭金战役一向是倾尽全力打击的。如刘先生所言：“金朝之亡国，并不是由于君王的无道、政治的腐败、吏治的衰敝。“[22]《金史》卷一一九赞语亦言：“金之亡，不可谓无人才也。“[23]纯因军事力量不及外敌强大。但说实在的，在不世出的军事天才成吉思汗所率的史上最强大游牧骑兵面前，金朝即使不汉化也未必能改变覆亡的命运。汉化最多只是未能延缓这一进程，根本原因仍是金朝未能控制蒙古高原的局势，这又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何况汉化也为金朝带来好处，即增强其合法性。金覆亡时奋力抵抗的忠臣义士大批涌现，为历代所罕见，即是明证。这是汉化甚浅的辽、元二朝没有的事。
从全书基调来看，刘先生基本是将辽金史作为中国史的一部分来加以研究的，而非置于整个东亚或欧亚大陆格局下，很少谈及当时国际政治。虽然他意识到了日本学者常将辽金史放在东洋史的大格局下，而中国学者则多将之视为中国王朝史的一部分，但他本人似也未完全逃出这一范畴。虽然他主张辽宋金史应兼通[24]，但对宋史及宋人对辽态度、辽的存在对宋的意义等问题，没有探讨。自来有治宋史而兼治辽金史者（如《邓广铭治史丛稿》），治辽金史而兼宋史者却甚少。
近年来的历史研究有两种看似相反的趋势：一是强调大视野、全球史研究，二是研究专题越来越细化。但这两者并非对立，本应结合在一起。一个好的史学者应具通史之才，致力于解决具体问题，方能以大搏小、以小见大。本书的多篇论文观点在这方面堪为表率，但似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即刘先生过于强调辽金史研究的断代性质，以至于他所看待的这段历史，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边界的。但正如刘先生本人已认识的，虽然历史研究的课题必须有边界，在思考问题时恐怕还是尽量打破这些边界为好，许多历史问题的延续性或许更强过断裂性——例如，宋对辽金的态度、辽金元史本身都具有某些潜在的延续性。像辽朝国号与蒙元国号的二元特质、金朝五等人制（女真、渤海、契丹、汉人、南人）与蒙元的四等人制（蒙古、色目、汉人、南人）、金朝的猛安谋克制与清朝的八旗制度等，在诸多层面都是可以互为映照而激发出新的思考和问题的。实际上，辽金史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树立了异族入主中原的模式，而为后来元、清两代所模仿“[25]。女真的汉化，常让人想到后世满人的相似道路，但如果大胆设想一下，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迁都北京之举，与北魏孝文帝之迁都洛阳也基于相似的逻辑。《金史》卷八《世宗纪下》载海陵王“恐上京宗室起而图之，故不问疏近，并徙之南“[26]，平毁上京，以绝后念，“取消女真化“运动，积极准备统一中国，但结果，引起了帝国内部的失衡，以致亡于北边兴起的野蛮力量。历史并不重演，但这些相似性似乎意味着，当北族进入华北时，到一定时刻，它们会遭遇到某些同样的问题。历史事件并不是孤立的，更不应孤立地看待它们，如果把不同的事件与事件、人物与人物、地域与地域联系起来，必有助于更深的理解。治史者不如更多地着眼那些联系。
本站不支持畅读模式，请关闭畅读服务，步骤：浏览器中——设置——关闭网页小说畅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