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海内外学人对于宋代基本史料愈益重视，包括对《宋会要辑稿》、《天圣令》、《名公书判清明集》、官箴书、地方志、石刻史料乃至出土文书等的研读课、工作坊愈益普遍。从基本训练开始，夯实基础，应该是我们不断努力的方向。就制度史研究而言，所谓的“活“，绝非浮泛飘忽，只有肯下“死“功夫，把根基扎在各类材料的沃土中，才能“活“得了。如果我们能够抓住机会，认真而非敷衍地对待面前的诸多史料，宋史学界希望可期。

2015年10月于台北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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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拙作《永远的挑战：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史学月刊》2009年第1期。

[2] 严耕望：《治史经验谈》，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第26～30页。

[3] 包伟民、郑嘉励主编《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中华书局，2012。

[4] 参见陈智超《〈宋会要〉的利用与整理》，《文献》1995年第3期；《关于〈新辑宋会要〉整理本的说明》，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隋唐宋辽金元研究室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五辑，第2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另可参看李晓东、危兆盖等《〈宋会要辑稿〉校点本出版》，《光明日报》2014年10月10日第7版；孙昊：《宋史专家探讨“〈宋会要〉的复原、校勘与研究“》，《光明日报》2015年2月25日第14版。

[5] 例如，敦煌莫高窟北区B47窟发现的唐代囗文楚瘗窟，出土有随葬告身，B48窟也出土了《武周万岁通天某年勋告》；吐鲁番发现的唐代墓葬中，也有若干随墓主人附葬的告身。参见荣新江《〈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评介》，载《敦煌研究》2000年第4期，第178～180页；陈国灿：《莫高窟北区第47窟新出唐告身文书研究》，载《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第83～89页；徐畅：《存世唐代告身及其相关研究述略》，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3期；王静、沈睿文：《唐墓埋葬告身的等级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35～41页；赵振华：《谈武周苑嘉宾墓志及告身——以新见石刻材料为中心》，载《唐史论丛》2013年第2期，第186～205页。

[6] 王静、沈睿文：《唐墓埋葬告身的等级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35页。

[7] 四部丛刊本《于湖居士文集》前，有自称其“门下士“的谢尧仁及孝祥弟孝伯作于嘉泰元年（1201）之序。集后所附官告及敕黄，尽管编入时间不详，但无疑是其家自南宋保留下来的。

[8] 四部丛刊本，卷一三三《历官告词》。

[9] 陈康伯文集为其裔孙以范编次，士选参订，成书应在明代中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四《陈文恭公集》提要中斥该书“无往而不伪“，但书中收录陈康伯任官告敕尽管错讹杂糅，却多有依据，应系陈氏家传。另据四库馆臣，方逢辰《蛟峰文集》外集四卷，为其七世从孙玉山知县方中在明成化年间续辑，“凡逢辰历官诰敕及酬赠诗文皆在焉“。其续辑资料，应来自南宋以来之家藏。

[10] 例如出自敦煌的张君义告身、公验抄件等，据张大千跋语说，发现时包裹着削去头顶骨的人头与残肢，装在同一麻布袋之中（参见王三庆《敦煌研究院藏品张大千先生题署的〈景云二年张君义告身〉》，《敦煌学》第十八辑，1992）。此类特别状况与墓葬中的常见情形，文书出土环境，都值得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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