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某种东西在与自杀念头相抗，某种内在的求生意志，也许是哲学家柏格森[3]所谓的“生命冲力”。一场战争在我内心掀起。我开始寻找解脱、喘息的其他办法，心想也许能在宗教中寻得慰藉。我向母亲谈起宗教。她在形式上不是虔诚的教徒，从来不去望弥撒。虽然我从没听到她反对其他人的宗教或信仰，但她通常也不会谈起宗教。她尊重别人的宗教信仰。在这件事情上，她没有试图影响我。她对我说：“儿子，这是件你得自己去找的东西。你心里什么都有，亲爱的卡萨尔斯，你得自己去找出来。”我求助于宗教的神秘主义，拼命想要寻得安慰，寻得我那些疑问的答案，寻找平静，寻求减轻折磨我的苦恼。我常会离开教堂后，走了几步又急忙走回去。然而那毫无用处。既然无法在人类的天堂梦想中找到答案，那我就在世间梦想里寻找解答吧。我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我朋友当中也有社会主义者。我心想在社会主义的学说中，也许能找到答案，但事情并非如此，我在其中也发现了一种无法满足我的教条，一种对我来说不真实的乌托邦梦想，充满了企图改变人类和社会的幻想。我问自己，当人类充满了自私和愤世嫉俗，当侵略性是他天性的一部分，该怎样改变人类？

很难说是什么把我带出了这个深渊。也许是内心的挣扎和对生命的热爱，也许是我心中无法被摧毁的希望。然后，大约在同时，母亲决定该是我离开巴塞罗那的时候了。在我最需要时，她给了我所有的支持。虽然我没有向她透露我深刻的绝望，她却感觉到了。就在那时，她提议让我们到马德里去。“是时候了，”她说，“让我们接受阿尔贝尼茨的建议，拿他的介绍信去找墨菲伯爵。”

母亲和父亲激烈地争执了很久。父亲充满疑虑。母亲要带我两个弟弟同行也是个问题，路易和恩立克都是我们在巴塞罗那时出生的。路易当时大约三岁，恩立克还是个婴儿。不过，最后事情决定了，母亲、我和两个幼小的弟弟将一起走。我不知道假如当时没有去马德里，在我身上会发生什么事。

[1] 比塞塔是西班牙及安道尔在2002年欧元流通前所使用的法定货币。

[2] 此处可能是指小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

[3] 指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

第四章 马德里时光

我将自己的一切努力都倾注在大提琴演奏上了。

身为老师，具有重大的责任。老师协助形塑学生的生命，并且为这些生命指明方向。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更严肃？小孩子和年轻人是我们最大的珍宝，当我们想到他们，我们想到世界的未来。想想这些事有多重要：滋养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形成对世界的看法，训练他们、让他们准备好从事将来要做的工作。我想不出有哪一种职业比教师更重要。一位好教师，一位真正的老师，对他的学生来说像是第二个父亲。这就是墨菲伯爵将在我生命中扮演的角色。他对我的影响仅次于我母亲。

墨菲伯爵就像集许多种角色于一身，他有那么多才华、能力和技艺。他知识渊博，可以说他具有文艺复兴时期人物的多才多艺与世界观。他身兼学者、历史学家、作家、音乐家、王室顾问、作曲家、艺术赞助者和诗人。他的兴趣涵盖了艺术、文学、政治、哲学、科学和社会等领域，而最重要的是音乐。他尤其关心年轻音乐家的工作，和他们当中许多人结为朋友，受他提携的包括阿尔贝尼茨、格拉纳多斯、托马斯·布里顿等人。他和加泰罗尼亚伟大的音乐学家费利佩·佩德雷尔一起促成西班牙音乐的重生。他最热衷的是歌剧。他是现代西班牙歌剧的建立者，他努力把西班牙歌剧从意大利的影响中解放出来，重建歌剧音乐中真正的民族特色。他那么热爱西班牙音乐，对西班牙音乐又那样了解！他写了一本关于西班牙音乐史的重要著作，论及从十五世纪至十九世纪的伟大作曲家，这本书如今仍是研究西班牙音乐的学生教材。他是研究鲁特琴在西班牙发展历史的先驱，事实上，他花了二十五年时间来研究古代西班牙鲁特琴的记谱法，并写了一本经典巨著《十六世纪西班牙之鲁特琴家》，遗憾的是，这本书直到他死后才出版。

伯爵是国王阿方索十二世的私人教师。当我见到他时，他是克里斯蒂娜摄政王后的助手和私人秘书。在宫廷里，贵族称他为“那个音乐家”，带点儿轻蔑意味。当然，他们的态度只显出他们自身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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