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民国南北艺专的门户之别，迁延几代人。老辈噤声了，弟子们的私下议论则散在当年初学绘事的小青年间：我从小听得杭州艺专老学生说起徐悲鸿，嗤之以鼻，北平艺专的老学生说起刘海粟，更其嗤之以鼻……在纽约，旅美的中国台湾画家说起徐悲鸿，个个痛加贬斥，他们全体尊崇岛内的抽象画启蒙者李仲生。李仲生，早年也就读上海美专。

离校后的孙牧心并不关心前前后后的老同学，除了记忆，他刻意远避美术界。我曾问他：刘海粟怎样？“伊老滑头。”颜文樑怎样？“伊老实人。”徐悲鸿呢？他收了笑意，正色说：“误人子弟！”我喜欢听老辈说起更老的老辈，唯可诧异者，逾半个世纪，除了达·芬奇和塞尚，艺专的是非也一路跟着孙牧心。

是的。“全部幼稚”，但我读到全部真实。徐悲鸿、林风眠，今已乏人问津，但在过去六十多年，他俩的徒众确乎将绘画带向完全不同的去处。徐悲鸿不必细说，他是本土写实一路的祖师爷，虽然当我北上就学，苏式绘画早就覆盖了他，但日后听得木心讪笑库尔贝，我发现自己仍是徐悲鸿阵营的隔代传人。我也很久以后才明白：当木心从卡拉瓦乔或库尔贝展厅晃一圈便即走开，他内心仍然是那个江南两校的男孩。

有人梳理过林风眠的影响么（应该加上被遗忘的吴大羽、被贬低的刘海粟）？倘若艺专不改称，不改宗，不遭遇五十年代的变故，一种与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同的艺术观——告别十九世纪写实，接续后印象派，通向欧洲早期现代主义——在六十年前的中国是可能的，就像在美国、日本和早期苏维埃发生的那样。

以下名字从未被我们的美术界正视：赵无极、朱德群、丁雄泉、丁衍庸……还有那位李仲生（包括由他带引的一大群七十年代从中国台湾留洋的抽象画信徒）。无论如何，这些画家在域外实践了起码的现代绘画。此岸的小小异端，则是吴冠中。他对“形式”的理解虽嫌狭隘，亦且过时，但“文革”甫歇，是他一反“内容决定形式”的教条，高叫“形式决定内容”——总之，在这群人之前，很难想象没有林风眠，没有三十年代的杭州艺专。

木心和他们不相干。当他混在浦东吃馄饨时，早已决定做局外人。然而记忆跟着他。九十年代，他取艺专往事写成《战后嘉年华》，是对“全部幼稚”的告白；他纪念席德进的长文《此岸的克里斯朵夫》，显示艺专同辈中的那位孙牧心，当初已是异端。但他从未嘲笑他的师尊。一九九一年林风眠病逝中国香港，木心写成《双重悲悼》——“林风眠先生曾经是我们的‘象征性’的灵魂人物。”这样的词语，他从未用来形容五四后的任何一位画家。

顺便一说，林风眠之外，木心怀着尊敬回想的另一位老师，是留法归来的陈士文，一个完全被遗忘的前辈：“上课走进来，总归笔挺，白衬衫、黑西装。”画得怎样呢？“几件静物一摆，清爽，不 唆。”说及此，木心慨然：“当年我们对陈先生表示佩服，你晓得他怎么说？他说：‘不过毕加索、马蒂斯而已！’”

最近查知，陈士文日后去了中国香港，得年八十多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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